俄罗斯世界杯用球被命名为Telstar18（电视之星18），为的是向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致敬。1970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进行电视直播，因此这届比赛用球被命名为Telstar（电视之星）。
贝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王，他1958年在瑞典世界杯惊艳亮相才17岁。1960年，桑托斯队付给了他15万美元的年薪，这相当于今天的110万美元。这个收入在今天看来只能算中等。
C罗在2017年的收入高达9300万美元，梅西的收入达到8000万美元。贝利的收入远远排在这些人后面，这并非他技不如人，而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球技。要知道1958年巴西只有35万台电视机，而人口是7000万，世界第一颗电视卫星是1962年发射的，第一次世界杯卫星转播要等到1970年，根本没赶上贝利在世界杯的首次表演。贝利的球技无论多精彩，只有一个球场的观众能够看到，而今天几亿人能同时通过电视和移动终端观看C罗或梅西的表演。
技术变革为超级明星开辟了新途径。卓别林是电影这一新技术的首位全球超级明星，他为谬区尔电影公司拍摄了12部喜剧，要价高达67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而汤姆·汉克斯在《达芬奇密码》中，片酬拿了2500万美元；布拉德·皮特在《史密斯夫妇》中，片酬拿了2000万，并不是汉克斯和皮特的演技比卓别林高出数倍，在卓别林时代，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而今天的电影市场变得更巨大了。
伊丽莎白·比林顿（1765—1818）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高音，她是当时顶级剧院争抢的对象，在1801年她的收入是1万英镑，放到今天差不多值100万美元，而在2015年歌手埃尔顿·约翰一年赚了一亿美元。
这并不是说一个埃尔顿·约翰顶100个伊丽莎白·比林顿，而是伊丽莎白·比林顿和球王贝利一样，技术革命还没来到，传统的技术（单靠剧院里演出和球场上表演）无法扩大市场规模，直到1877年圣诞前夜，爱迪生才申请了一项留声机的专利。因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舍温·罗森评价说：“要是1801年就有无线电和留声机唱片，足可想见比林顿的收入会有多高。”
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舍温·罗森在1981年发表一篇题为“超级巨星经济”的论文中，讨论了天赋与市场的规模是如何影响单个运动员和明星的收入的。
罗森说，巨大的市场规模会带来一种竞赛效应：某个稍稍“优秀”一点的人能够轻易赢得整块蛋糕，使其他人什么也得不到。比如人们宁愿花10.99美元购买霍洛维茨的音乐，也不愿意花9.99美元购买某个挣扎中的钢琴家的音乐。
凯蒂·库里克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今日秀》的主持人，公司将为她的四年半的主持工作支付6000万美元的高薪。要得到这样的高薪，其实她并不需要比其他竞争对手优秀10倍或者20倍，她只要比对手好一点点，让数百万观众每天早上都看NBC的节目，而不是其他频道的节目就足够了。
顶级球员和普通球员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效力于英国50强足球队，顶级球员的收入是三线球员收入的两倍。而现在，英超联赛球员的平均收入是后两级联赛球员收入的25倍之多。
从留声机、电影到卫星、电视、互联网，这些新技术的到来扩大了整个市场规模，它们带来了超级巨星，然而正是这些技术，使得演员以及球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