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足球和收入

俄罗斯世界杯用球被命名为Telstar18(电视之星18),为的是向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致敬。1970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进行电视直播,因此这届比赛用球被命名为Telstar(电视之星)。

贝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王,他1958年在瑞典世界杯惊艳亮相才17岁。1960年,桑托斯队付给了他15万美元的年薪,这相当于今天的110万美元。这个收入在今天看来只能算中等。

C罗在2017年的收入高达9300万美元,梅西的收入达到8000万美元。贝利的收入远远排在这些人后面,这并非他技不如人,而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球技。要知道1958年巴西只有35万台电视机,而人口是7000万,世界第一颗电视卫星是1962年发射的,第一次世界杯卫星转播要等到1970年,根本没赶上贝利在世界杯的首次表演。贝利的球技无论多精彩,只有一个球场的观众能够看到,而今天几亿人能同时通过电视和移动终端观看C罗或梅西的表演。

技术变革为超级明星开辟了新途径。卓别林是电影这一新技术的首位全球超级明星,他为谬区尔电影公司拍摄了12部喜剧,要价高达67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而汤姆·汉克斯在《达芬奇密码》中,片酬拿了2500万美元;布拉德·皮特在《史密斯夫妇》中,片酬拿了2000万,并不是汉克斯和皮特的演技比卓别林高出数倍,在卓别林时代,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而今天的电影市场变得更巨大了。

伊丽莎白·比林顿(1765—1818)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高音,她是当时顶级剧院争抢的对象,在1801年她的收入是1万英镑,放到今天差不多值100万美元,而在2015年歌手埃尔顿·约翰一年赚了一亿美元。

这并不是说一个埃尔顿·约翰顶100个伊丽莎白·比林顿,而是伊丽莎白·比林顿和球王贝利一样,技术革命还没来到,传统的技术(单靠剧院里演出和球场上表演)无法扩大市场规模,直到1877年圣诞前夜,爱迪生才申请了一项留声机的专利。因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舍温·罗森评价说:“要是1801年就有无线电和留声机唱片,足可想见比林顿的收入会有多高。”

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舍温·罗森在1981年发表一篇题为“超级巨星经济”的论文中,讨论了天赋与市场的规模是如何影响单个运动员和明星的收入的。

罗森说,巨大的市场规模会带来一种竞赛效应:某个稍稍“优秀”一点的人能够轻易赢得整块蛋糕,使其他人什么也得不到。比如人们宁愿花10.99美元购买霍洛维茨的音乐,也不愿意花9.99美元购买某个挣扎中的钢琴家的音乐。

凯蒂·库里克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今日秀》的主持人,公司将为她的四年半的主持工作支付6000万美元的高薪。要得到这样的高薪,其实她并不需要比其他竞争对手优秀10倍或者20倍,她只要比对手好一点点,让数百万观众每天早上都看NBC的节目,而不是其他频道的节目就足够了。

顶级球员和普通球员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效力于英国50强足球队,顶级球员的收入是三线球员收入的两倍。而现在,英超联赛球员的平均收入是后两级联赛球员收入的25倍之多。

从留声机、电影到卫星、电视、互联网,这些新技术的到来扩大了整个市场规模,它们带来了超级巨星,然而正是这些技术,使得演员以及球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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