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多的基层人，构建起了所谓的“中国足球”。大多数人的故事，您没机会看到。
和日本越南的两场比赛，面对几近无缘出线的局面，中国男足都输掉了，他们挨了整整一个春节的骂。
而中国女足在亚洲杯上，一次又一次实现落后逆转的好戏，拿到了冠军，实现了精神和结果的双丰收。
女足的胜利，并没有引起大家对于整个女足群体的广泛关注。最先能看到的消息，是谁给女足赞助了多少钱。并经由女足男足到底谁该赚得更多，开始质疑男足凭什么赚那么多，进而开始大范围进行对男足的声讨。
对一件事的议论，有成千上万的参与者，且人人都要发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具体的内容。比如大量出现的“男足解散”意见，喊话的人恐怕不会考虑这件事在实操层面的问题：由谁引导，涉及哪些人，需要几个步骤，如何排列优先级，要注意哪些细节。
解散还需要考虑这么多么？需要的。你看那么多俱乐部资方都不玩儿了，真正“解散”的不多，都是转让或者停止运营或者空壳无下文。他们为什么不解散呢？因为解散就要负责了。但千万不能追着那些喊“男足解散”的人一一论证这些问题，回忆一下，唐僧在《大话西游》里挨了多少回打。
2016年底，北控城市发展集团与北京市先农坛体校合作，注册了北控凤凰女足俱乐部，北控城发持有100%俱乐部股权。双方的第一个合作期是6年，目标是3到5年拿到职业联赛冠军。
入股入资后，北控凤凰女足开始了大规模的引援，三年时间里，刘杉杉、赵容、徐欢、杨曼、王飞、马晓旭、张琳艳陆续加盟。球队引进了刚刚带领林雪平女足拿到瑞典联赛冠军，并打进欧冠8强的主帅金·比约克格伦，还有大量的世界级外援：西班牙国家队队长维罗妮卡·波克特、南非国脚特姆比·加特拉纳和琳达·莫特哈罗。
引援没有迅速改变成绩，2017和2018年，北控凤凰女足在女超联赛都排名第6位（共8支球队参赛）。此后，球队主帅换成了执教至今的于允，他带领球队在2019年获得联赛第5位，2020年上升到联赛第4位（2020年参赛球队扩充至10支）。
成绩逐渐上升时，传来了突发消息。2020年12月31日，北控城发方面向北京市先农坛体校声明，2021年将不再向球队注资。给出的理由，是合作期虽然为6年，但承诺投入的资金总数，已在前4年全部完成。而体育局方面希望坚持打完2021年全运会，球队保留。
一是所有工作人员的收入大打折扣。教练团队和球员的收入分成两部分，一是固定工资和各种补贴，来自于先农坛体校，教练的具体收入和职称挂钩，球员的具体收入和身份挂钩：有北京户口的正式球员和非北京户口的协议球员大抵相同，试训球员（级）的收入只有前者的7成。
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北控提供的训练费，工资和训练费的比例大约是1:2。收入最高的球员，总年薪可以到一百万。
二是俱乐部没有转会费预算了。这件事更容易理解，就是买不了人，只能在自由转会市场上想办法。
但是，只剩下了工资和补贴，北京女足所提供的待遇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吸引力，别说无法引援，还要面临人员流失的状况。
人员流失带来的是成绩下滑。2021年，北控凤凰女足联赛排名下降到第8位。而这一年的全运会，古雅沙、张琳艳、王飞等球员代表北京参赛，球队最终排名第4位（为什么能有两套班底，您往后看）。
2021年12月31日，北控和先农坛体校签署协议，北控将俱乐部的管理权和球员注册权交还给先农坛体校，提前结束6年合作期。
球员注册截止日期临近，北京女足是否能找到新的合作伙伴，仍然没有定论。这意味着，如果新赛季找不到赞助商，北京女足将持续上一年的恶性循环：没有更多收入、没有转会费、人员继续流失。
眼下，刚刚代表中国队拿到亚洲杯冠军的王妍雯，是最有可能离开的球员。赵容已经决定退役，王晨也将退役，新赛季会和马晓旭一起进入教练组。于允已经从U-18梯队调入10名年轻球员，为新赛季做着准备。
“年轻球员肯定无法马上代替有经验的老队员，输球是很可能要复出的代价，但输球很难受，是谁也不想要的结果。这赛季起码我们要保级，起码别在下赛季去打女甲。”于允说。
于允曾作为王海鸣教练组的一员执教北京女足。“过往那么多教练都带过北京女足，我就是不希望，北京女足在我这儿没落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全运会赛后的采访，他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烧钱的4年，北控凤凰女足仍然没能拿到冠军呢？脱离了企业注资，女足怎么能活下去，怎么能活得好呢？为了搞清楚这些理由，我们还要说很多事。
北控正式“入局”，是在2016年末。而权健入主大连女足，则是2015年10月的事。
2016年2月，《半岛晨报》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大连权健女足的新闻发布会，那次发布会上，权健集团的老板束昱辉说：“权健去年收购大连女足时，像马晓旭这样的女足名将，工资才一万多元，像很多男足水平较好的球员，一年的年薪是一千万元，女足的待遇与他们相差太远。能在世界上为中华民族和祖国争光的中国球队，却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社会的支持，没有拿到好成绩的球队，反而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追捧，我认为这样是不正常的。我来给她们发高薪，我来尊重她们，我来鼓励她们。”
6年后的今天，关于男女足队员的收入对比仍然可以成为热门话题。束昱辉的话放到现在，一定迎合舆论。但当时，束昱辉也曾提出5年培养10名球员入选国家队的目标，这早已无从谈起。
无论如何，当时的权健的确提高了队员们的收入，也吸引来了王霜、王飞和李冬娜的加盟，同时引进了三名巴西国脚法比亚娜、加布里埃拉和丹博拉。并在一年后把三名外援全部更换，又引进了非洲足球小姐，效力于阿森纳的阿西萨特·奥绍拉。后来还引进了如今的中国女足队长王珊珊。
事实上，在权健入主之前，大连就已是女足强队，夺冠之前的2015年也仅次于上海获得亚军。球队原有班底中，马晓旭、毕晓琳、庞丰月、高晨、宋端等人都是国脚。
2019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截至2019年1月7日，已对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10天后，大连权健女足微博最后一次更新，标题是《全华班战塞浦路斯劲旅，大连女足仍在战斗》。实际上，俱乐部已经陷入混乱，庞丰月、马晓旭、王珊珊纷纷在转会窗内离队。之后的2019赛季女超联赛，球队更名大连女足，在10支参赛球队中排名垫底，虽然附加赛战胜了河北华夏幸福保级，但还是在年底宣布解散。
大连女足解散前两年，天津汇森女足宣布成年组退出职业联赛。在官方公告中有这么几句话：“女足的发展离不开举国体制，2015年以前，俱乐部一年投入大几百万就能解决经费需求，2015年以后，随着女足市场的变化，运动员的待遇成倍增长。今年全运会结束后，我们俱乐部预估明年投入在2500-3000万之间，如今后发不起孩子们工资，岂不是更对不起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吗？”
2015年，正是女足金元时代的开端。那一年，乐视赞助了刚刚改制的女超联赛，并提供每轮两场的直播。当然，相比更早开始烧钱的男足，女足的“烧”并不猛烈，投入无论从翻倍程度还是总额都远远无法比肩。
但天津女足还是耐不住，离开了。而权健突变之后，大连女足留下的运营成本太高，以至于无人能接，同城的大连一方，也就是如今的大连人另行组队，从女甲重新开始打起。
许多人呼喊的“男女足同酬”，没有任何有能力的人敢去实现。建立在举国体制，根本上是为市运会、省运会、全运会和奥运会服务的中国女足，不仅无法在商业领域里赚回行业运营成本，甚至大多数俱乐部，都很难创造收入。
“女足队员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句话有力而正义，这结果我也愿意。可以“烧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义愤填膺本身可不赚钱。
中国女足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和队员的工资收入在世界范围水平如何？在国际足联的《FIFA Benchmarking report – Womens football》（女子足球基准分析报告）中，给出了许多数据：
其中工资占到总支出的56%，这一比例仅次于澳大利亚和泰国位居世界第三位。
而收入方面，赞助占42%、协会提供占26%、没有具体描述的“其他”占22%，这三样就达到了俱乐部平均收入的90%。
但在赞助商的数量上，中国的俱乐部只有个位数，排在世界中下游。这项数据，并不能直接说明俱乐部获得赞助的总额，但能说明该国家女足的市场化水平。排名靠前的都是发达国家，而2010年才拥有女足顶级联赛的英格兰，也来到了排名中游。
历史上曾打进女足世界杯半决赛的曾有11支球队，有趣的是，和上图对照，其中9支球队出现在上图的前十位。而巴西和中国两个发展中国家，一靠输出球员，二靠举国体制，都不是典型的欧美市场经济。
而高赞助率并不等同于高上座率，在场均上座人数上，美国遥遥领先，被许多人吐槽“没人关注”的女超联赛，在2019年的上座为1840人，排在世界第4位。
回到文初，那一年年末，北控宣布停止投入。回头想，那年参加联赛和参加全运会的，并不是一套班底。队员以租借的方式加盟其他俱乐部，但所属权仍留在地方体育局（或足管中心），留的是打全运会的资格。举国体制的比赛成绩，才是份量最重的部分。
还有很多关于世界女足发展状况的数据：比如57%的俱乐部没有销售季票；70%的俱乐部是亏损的；66的俱乐部隶属于男足俱乐部；平均每家俱乐部的预算是70万美元；80%的俱乐部拥有健身房；21%的俱乐部拥有游泳池；73%的俱乐部有战术会议间等等…
国际足联的这份女足报告中，关于中国女足的部分只涉及参加2020年女超联赛的10家俱乐部，比赛也只涉及女超联赛。恐怕难以反映更深层次的中国女足情况。
在女足的层面上，是否要从举国体制向纯粹的市场化过渡，各地的做法并不尽相同。
2016年初，苏宁集团旗下的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全资注册了江苏苏宁女子足球俱乐部。在加大投入后，拿下了2017-2019年的足协杯三连冠、2018和2019年的女足锦标赛两连冠，以及2019年的女超冠军。
2021年初，苏宁集团突然宣布，停止运营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除了刚刚拿到中超冠军的男足，受波及的还有女足。
这一年，她们以江苏队名义参加了2021年女超联赛，虽然外援离去，但仍然打进决赛，连续第二年获得亚军。
那一年，王建军进入了苏州市体校，退役后他先是在上海体育学院读书，毕业后成为了体校的女足教练，负责组建1987/88年龄段女足队。包括这支队在内，当时的苏州体校，一共只有两支年龄段的女足队。
“当时踢球的孩子不多，都是我们从各个地方‘白板’选过来的，最小的孩子12岁。”
基本的模式，是像苏州这样的地市队参加省运会，优秀球员被挑选进入省队，参加全国比赛。当时的江苏省体育局和人事厅就共同出台了政策，与徐州师范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合作，让1985/86的江苏省队队员在18岁的时候都上了大学。
再到2010年左右，江苏省为女足增加了更多奖励政策：在全运会上打进前3名的球员，可以在退役时选择一次性的退役费安置，或者进入编制的工作安置。
受惠于这项政策，多名江苏籍女足国脚在退役之后，开始了她们的基层之旅。宋晓丽在苏州、周高萍在泰州、翁新芝在无锡。
优惠的政策带来的是稳定的人才产出：张艳茹、翁新芝、周高萍、周菲菲、曾莹、马君、杨丽、葛洋，一批批的球员入选了国家队。拿到亚洲杯冠军的中国女足阵中，李梦雯、吴澄舒、姚凌薇、王晓雪都出自江苏。
“她当时是练田径的，跑400米，参加苏州市田径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挑上的。当时我们跟家长做了些工作，才允许她踢球。后来觉得李梦雯发展得不错，就让她弟弟也去踢球了。”王建军说。
在基层当了16年女足教练后，王建军成为了苏州体校的副校长，主管足球工作。如今，他是苏州市太湖足球运动中心理事长，目前已经回国的中国男女足两支球队，就在太湖基地封闭训练。
“2019年之前，我们的队伍都放在体校，当时只有1块11人制场地，1块8人制场地，和3块5人制场地，发展不了更多梯队。后来合作成立了现在的太湖足球运动中心，才有了拓宽队储备的基础。”
如今的太湖基地拥有近20块足球场，2019年开始，苏州体校陆续组建了2005/06、2009、2010、2011、2012、2013和2014共7支不同年龄段的女足球队，目标是每年增加一支队伍。
“男足小学我们是走训，到初中年龄时，和高新区实验初中合作，进行寄宿制的精英化培训，周末到基地训练。女足目前还是全集中制，像2013/14的两支队伍，我们和香山实验小学合作，平时吃住都在中心里，每天大巴车接送上学和训练。”王建军介绍，食宿费用体校有补贴，要交得很少，至于培训费用，小球员是不需要交的。眼下寒暑假的训练，队员都是吃住在太湖足球运动中心的配套酒店里。
“体校还会请老师补课，会在冬训时跟到队里，保证孩子文化不落下，这些都是免费的。”王建军说：“只有大约1/3到1/4的孩子能到职业队，我们至少要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
眼下参加了省运会的苏州女足队员，大多都是一级运动员，至少也是二级，她们大多会进入各个省队。没有进入江苏省，而是交流到其他省队的队员，苏州体校会和对方签协议。
“我们在协议里规定，对方省队必须保障孩子上大学。”王建军说。“也会有没有进入省队，留在苏州的孩子，我们也会继续保障她们的文化教育。即使不踢球，将来也要工作。”
未来，王建军希望把太湖足球运动中心打造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足球运动中心，同时完善科研、康复保障。2023年的目标是把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升级建成新型足球学校，成为国家级的足球后备人才基地。
“现在，我们的梯队出去打比赛，都是飞机去，飞机回。条件很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王建军说。
两年间，太湖基地承接了男女足、中超、各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等大量活动。如今这两年的风生水起的背后，是基层人过往20年的持续工作。
在江苏，有13个地市为省队提供人材，苏州体校是其中的一个。这意味着，每个年龄段，大约有400个孩子可供挑选，这数字看起来并不夸张，但还在逐年增长中，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再有20年……
相比之下的北京，每个年龄段可供挑选的精英序列女足，大约是100人。“一线队几乎没有北京本土的球员。”于允说：“很多传统正在丢失。”
受制于户口、学籍等诸多问题，目前的北京，让孩子能兼顾学习和精英化足球培训的方案极为有限。于允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解决不了这样庞杂的问题，但他，却要因这些问题，而付出成绩的代价。
给大连队和天津队带来动荡的资本，以及和江苏分道扬镳的体系化人才培养基础，合在一起，才是北京女足眼下陷入困境的完整原因。
如今，苏州体校女足最小的孩子是一年级，比1999年王建军刚开始招女足时，提前了6年开始接触足球。
写文章这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了一条片子，标题中有钱惠的名字。本以为是夺冠后制作的，点开后才发现是2011年的老专题了，记者是前五星体育的徐隽。
一手的拍摄和采访，15分钟的篇幅，是眼下国内足球内容里，几乎见不到的制作了。片中，钱教练说：“只要我不退休，一定把足校坚持下去。”
钱惠教练到今天仍然工作在一线，只是赛后新华网的采访中，她的模样变化不小。28年的基层青训教练工作，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
坚持下来的结果，就包括这批女足亚洲冠军队中的唐佳丽、张馨、杨莉娜和赵丽娜。
如今，钱惠教练的丈夫张翔也已经是普陀女足所属的普陀区青少年业余足球学校的校长。女足队的运营模式也更加稳定，和金沙江小学以及梅陇中学的合作，确保孩子们在足球培训的同时，能够完成学业。
回到刚刚提到片子诞生的2011年，水庆霞带领上海U-17女足拿到了全国U-17女足锦标赛的冠军。很多钱惠教练培养出的球员，都进入了水庆霞带的青年队，和后来带的上海女足。
今天，水庆霞带领着中国女足，带领着上文提到的那些队员们，时隔16年拿到了女足亚洲杯冠军，一时举国欢腾。
每个队员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她们如何走上足球道路，如何一步步进入国家队，背后都有人，都有故事。
我想分享两份2015年的调查表，当时，中国女足U-14正在香河基地打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的U-14女足东亚锦标赛。
张调查表来自于当时14岁的张琳艳。问题9里，我问道：“一年的时间里，每天平均有多长时间和父母在一起？”
这张调查表来自于当时中国U-14女足的主教练郑茂梅。问题10里，我问道：“希望将来可以做的事是？”
当时的调查内容，曾写过文章：《一份关于14岁足球少女的调查报告》 ，可以点击回看。您看过，会对深耕于足球的人，有更深感受的。
十年不短，足以让我们忽略许多个体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努力细节。如今中国女足的夺冠，有机会让我讲出这些人的故事，有机会让各位看到。二十年不短，在中国足球环境里一边挨着骂，一边坚持试错前行的人，着实不少。大多数人的故事，您没机会看到。
女足的资料不成系统，特别有限。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其中有人告诉我：“尽量别写我名字啊，不想借着女足热度出风头，我就想踏踏实实干自己的工作。”
我真心希望，每个踏实工作的人都能赚更多的钱。无论是女足还是男足，无论跟足球有没有关系。我真心相信，能让大家都赚到更多的钱，最稳的办法是每天踏实工作。
去年中超联赛的尾声，重庆队保级之后，我看到了一段视频。球队的队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围作一圈，主教练张外龙只说了几句话，大家就都忍不住，开始各自哭泣。整个赛季，他们只拿到了所有收入的1成。
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要用保级为自己不确定的未来拼一把，资金问题带来的许多细节，蔓延在每个人身上，人与人之间，对于集体项目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
我一时冲动，通过球员表达，想跟张外龙指导约见一面。大约36个小时之后，我在重庆见到了他。
我说：“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也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只觉得应该找您聊聊，毕竟能为足球哭的人不多。”
他从卧室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和塞满纸的蓝色分页文件夹，翻开给我大致一看。小本上是他日常随手写的笔记，文件夹里是之前所有的训练内容和比赛计划。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中国的话，我会把这些都留下，尽可能的帮助中国足球。”张外龙说。
那之后，张外龙并没有立刻离开中国，而是跟着俱乐部一起，开着股份改革会议。像重庆两江竞技一样，经历过金元足球，承受着工资拖欠的俱乐部，是国内男足俱乐部的大多数。
新年假期已过，身边很多的球员，在已被拖欠了数月甚至年余工资，不清楚下一笔工资什么到账的情况下，已经离家，开始了新赛季的集训备战。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之所以挨骂，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个行业，但没能击败国际对手。其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不都是如此么？而收入的部分，除了能力，还与行业相关。有的人赶上了，有的人没赶上，仅此而已。
壬寅年之初中国足球因男女足两支国家队成绩差异所带来的剧烈动荡，还会在未来一段时间被讨论，制造出养分有限而杂质众多的流量。人们会忘掉许多具体的事实，而记住许多难辨真伪的段子。和病毒一样，在人传人的过程中，这些信息会增加传播性和刺激性，但绝不会增加真实性。
